​博华太平洋锁仓一年：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优势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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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支撑,政治的变革很可能步履维艰。危机时刻的结构性变革更趋于追求平稳过渡,在经济基础不牢固的背景下进行改革需要把握最佳时机,释放改革的动力激活市场经济各要素的竞争性,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更适用于后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内生性更强,外部性的冲击改变了经济形态,却无法撼动政治机制的僵化局面。改革成为后发国家的首选,但改革的彻底性和结局却表现为形态各异的特征。

(一)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追赶模式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富有远见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修正更能成功,改革的内生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存,否则任何形式的政策失误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熊彼特曾经说过:“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分别是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经济学理论的演绎简化了历史事件和经济政策的结构,而历史更具复杂性和周期性,所谓以史为镜,便是最好的证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博弈(转型/互动)正是历史周期演绎的结果,后发国家的追赶与后发国家面临的增长乏力具有普遍性,在一定时期,先进国家面临的增长乏力、结构问题同样不可避免。

图表1:四次工业革命进程及分布 数据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工业化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源动力。从近两百年的工业化历史周期来看,无论是早期英国、荷兰等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法国、美国、德国等开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都是工业化的核心要素,通过技术革命提升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技术迭代和产业转移贯穿于近两百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在这种技术输出当中存在两个路径,一是后发国家主动引进技术、学习先发国家制度和教育等,训练早期的技术工人,建立工厂制模式,搭建起较为初步的工业化体系;二是后发国家被迫打开国内(“侵略”、殖民地、“门户开放”)接纳先发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包括资本输出,进而形成工业化基础。

(二)技术和产业转移中的工业化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核心,以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先导的发达国家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知识产权成为支撑其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并购、资本运作的核心。先发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成为了全球贸易价值链的顶端,而后发国家的技术依赖导致其始终处于全球化产业链底端,工业附加值极低,短期内追赶和超越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后发国家的“劣势”即在于无法短期实现技术突破,自主创新需要花费较长的周期,对于中小国家和前工业化国家来说难度较大,这也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无法回避的矛盾,或者可以认为是结构性冲突。某种情况下,当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追赶或超越先发国家的技术水平,这种结构性冲突便会引发新的技术依赖。

图表2:罗斯托的工业化进程分布 数据来源:孙加滢《工业化进程下的国家生命周期》,2019年4月

虽然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但是,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布局上工业化水平仍然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标识。后发国家借助于工业化才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也是“后发优势”所根植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援助下开启的重工业便是“一五计划”的优先产业,以重工业的布局夯实国防和军事力量,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既能够确保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而且为后期快速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在于学习技术和引进先进设备,能够短期内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然而,“一五计划”后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失去技术/资金援助,导致“二五计划”几乎腰斩,后发劣势的被动性正是后发国家遭遇的风险,在工业化时代较为普遍。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原生逻辑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非绝对矛盾的关系,而是在对立中的统一,属于相对概念,是经济增长与技术学习的实证研究范式。不同历史时期,落后国家均采取此种策略推进本国的工业化建设,但在具体的实践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基于各国政治制度、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俄国早期的工业化就是建立在“农奴制”和“沙皇”体制基础之上,而日本的工业化则是基于“明治维新”,夹杂着“天皇”制度,政治方面的先天性缺陷无疑为后期的工业化进程埋下了潜在风险。

(一)工业化驱动经济实力增长的事实

“后发优势”的概念早期由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在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国家追赶成功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主要理论体现在其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技术引进、学习培育本国的工业体系,后期包括引进部分制度、法律等。追随和引领是世界秩序逻辑演绎的两个最为常见的模式,在古典现实主义所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共同认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后发国家的追赶常常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这种秩序的更迭体现在经济增长、产业、科技和政治改革的博弈上,进而演变为国家实力的表征——权力,以及背后所展现出现的规则、身份和话语权。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后发的劣势的博弈,不仅仅是一场理论的争辩,更是一场实证、经验、发展模式和体制的斗争。

经济增长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路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国家实力的来源,快速发展经济并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是民族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源动力。后发优势即在于通过现有的成功案例、可复制的经济模式以及经验来取得短期内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改善贫穷和落后的局面,这在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国家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较为普遍,也包括日本、拉美、东欧等国。后发国家的制度选择具有多样性,这取决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即使在相同民主制度形式下仍然存在迥异的经济模式,如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与德国、日本就有很多的差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将这种差异归纳为八个类型,并指出这种差异与各国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

(二)后发优势的早期本土化实践成果

“后发劣势”的概念出自经济学家沃森,并在中国学者杨小凯的文章中得到了发展,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发国家制度、经济模式、技术和教育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机会主义和路径依赖只能是短期成功,并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后发国家如果不能推进改革进程,那么长期来看,交易费用一定高于收益,并且边际效益递减,阻碍经济增长。在拉美国家、东欧国家等均出现了短期经济大规模增长,后期增长乏力和停滞,陷入制度发展障碍,受到寻租(腐败)、社会治理危机、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长期困扰,最终酿成政治与经济危机。后发国家之所以落后是由多方面原造成的,一般以农业国、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等为主,先发国家的强制性资本输出、政治输出和文化入侵也是促使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输出无法持续。

图表3:重点国家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2018

1868年日本率先在东亚地区开始“脱亚入欧”的政治经济变革,“明治维新”塑造了日本新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以德国、英国为蓝本的工业布局、产业政策和举国体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经济面貌,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仍然保留了江户时代和幕府时代混合的天皇内阁制,传统政治制度的保留与经济的民主取向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格局。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最终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民主国家的障碍,武士精神支撑的体制演化为军政体制,走向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最终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原生逻辑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具有相对性,在增长乏力和逐步放缓的过程中,后发劣势开始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短板阻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图表4:印度工业化历史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毛克疾《“印度制造”的双重困境——印度工业化的曲折道路》载于《文化纵横》,2019

以农业为基础的亚洲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上普遍存在障碍,殖民地与外部侵略、本国的历史制度束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约等,复杂工业体系的建立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同一时期启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后发劣势”理论的部分观点。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启动的可行性以及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大量存在,这是“后发优势”无法单方面解释的原因之一。而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道路曲折,也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一部分继承英国殖民建设遗产和计划经济时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建设,另一部分独立后国家主导工业化到改革时期工业化进程加快,积累了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

三、经济增长极限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后发优势”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和“无形的手”无法形成裂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国家更加困难,毕竟结构性变迁改变的是整个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必须依靠“有形的手”即有效政府积极制定产业政策和规划,才能在短期内扭转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不可逆,这也是工业革命进阶的积极动因,减缓增长的极限,促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升,缓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一)后发劣势与经济发展周期并行

一般而言,动用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培育熟练工人,提供资金、技术以及市场是通行的作法,无论是“二战”后美国为扶持欧洲国家复兴主导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还是前苏联和中国在1949年在制定的“一五计划”,借助于苏联援助大力建设156个重点项目,为后期工业化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后发国家的模仿和依赖具有不确定性,如前苏联与中国关系的破裂引发的增长危机,导致“二五”计划举步维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赤字危机,严重挫伤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几乎打断了初期的工业化,这便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由于历史的原因,落后的后发国家发展工业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为集中,如果缺乏先发国家支持,在工业化各个阶段付出的制度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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